薛宝琨:相声艺术的源流

来源:京城在线   2014-05-07 13:57  编辑: 刘振宇   人气:

导读:相声是我国民族特殊的幽默艺术形式。但是,直到清代以前,我们在古籍中并未发现更多关于相声的记载,这或许由于这一民间技艺,被封建文人视为“末流”而不屑一顾,未予重视。因此,过去有人认为相声并无历史可言,而一般艺人只据口相传,也认为相声清代时才有。这当然不符合

   相声是我国民族特殊的幽默艺术形式。但是,直到清代以前,我们在古籍中并未发现更多关于相声的记载,这或许由于这一民间技艺,被封建文人视为“末流”而不屑一顾,未予重视。因此,过去有人认为相声并无历史可言,而一般艺人只据口相传,也认为相声清代时才有。这当然不符合相声发展的实际。任何一种形式,都有其萌发,繁衍和成熟的历史。研究它们的形成轨迹,当然是研究其艺术规律的重要方面。相声自然不能例外。
  相声虽然是一种单纯的口头艺术,但是,“麻雀虽小,“五脏俱全”――它的艺术手段并不单调。恰恰相反,就象戏剧被称为“综合艺术’一样,相声的艺术手段也丰富多样——带有一定综和性。“说、学、逗、唱”历来被相声演员做为他们学习的“四门功课”,实际这是四种不同的艺术手段。“说”指叙述表白能力,“学”指声情摹拟能力,“逗”指戏言巧辩能力。“唱”指声乐再现能力。它们分别成为不同形式节目不同演员的各自不同特长,并且相互融洽,渗透在整个相声的艺术特点之中。比如,单口相声和对口相声的“一头沉”(逗哏为主、捧哏为辅的形式)是以说为主;对口相声中的“子母哏 ”(不分主次、互为棒逗的形式)是以逗为主;而另外一些对口形式则以“学”或“唱”为主。演员也由于他们各有所长而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特征。显然,这四种手段不是自天而降、突如其来的。它们其实也是当初形成相声的四项因素,表明这一形式不是从单一胚胎直接发现而成,而是如“杂花生树”——吸取了多种营养融合了许多因素经历了长时期的种种扬弃、筛选分离和粘结、沉没、升腾,最后才达到稳定而趋于成熟的形式。这自然是艺术史、特别是民间艺术史上常有的多源合流的现象。它的四项因素、特别是“说”、“逗”两项因素,也渐渐被突出、生发而成为相声艺术的重要特征“说”不是语言手段也还指相声的表现方式,“逗”不仅指对话形式也还指相声的喜剧内容。“说逗”结合使用成为具有喜剧风格的说唱艺术,而不是戏剧或其他曲种。而“学”、“唱”则分别附着在“说”与“逗”之中,使“说”“逗”的手段丰富多样。它们之间又是一种“我中有你,你中有我”的关系。令人感兴趣的是,一旦把这四项因素放进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,就会发现它们果然和相声形成和发展的关系极其密切。因此,我们可以说相声的可证之虽短,相声的可溯之源却极长。
  “逗”——讽刺传统源远流长,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,《诗经》“国风”里,就有“善戏谑兮,不为虐兮”的诗句提出了讽刺的原则和标准:“戏”指的是语言轻松,“不”指的是内容严肃、不过分。轻松的形式和严肃的内容相结合,这正是讽刺的美学和道德标准。因此即使象孔子这样士大夫阶级的代表,也承认诗可以“怨”和“刺”,以便在民歌中“观风俗、知得失”,不断地调理统治阶级的政治杠杆。据说,至少在西周时期,我国就有以讽刺为职业艺人了,他们开始在民间后来才走进宫廷。当时人们把他们称为“优俳”。“俳”本身就有“滑稽谐谑”的含义,“优”则是艺人的通称。当然,他们也兼有歌舞表演的技能。这些人多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玩物,或为体现统治者“从如流”的政治目的才被弄进宫里的。先时期优活动已相当活跃。司马迁《史记》的“滑稽列传”里专门记载了一些优人如优孟、优旃、郭舍人等的活动。他们的讽刺虽然是“进”,但却颇有艺术性,显示着“善为笑言”的艺术才能。因此,司马迁表扬他们“谈言微中,亦可以解纷”。其聪明的讽刺方式古人称为“滑稽”。从字面解释,“滑稽”就是语言滑利、出口成章、词不穷竭的意思。其特点是“言非若是,说是若非”,往往把讽刺的本意隐蔽曲折地甚至以相反的口吻巧妙地表现出来。这正事我们民族的幽默形式,表现了我们祖先思想和语言的敏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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